前面说过，古代中国人不重视解剖，加上少有画人体的习惯，所以对人的形体掌握不好，基本处于“概念化”、“程式化”的阶段。也就是说，我的老师，以及老师的老师、老师的老师的老师是怎么画人体形态的，我就怎么画，压根不会去搞具ST写生，更不会剖开看——除了敬畏，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除了专门验S的仵作，一般人这么干是犯法的。
在西方，本来古希腊对人体解剖有一定的研究，但到了古罗马就不允许解剖人体了。所以我们会看到古希腊的人物雕像非常写实，形体非常准确，肌肉骨骼也是很精准，但古罗马以后，西方的人物雕塑就走下坡路了，越来越少，也越来越“不像”。
4世纪欧洲流行拜占庭美术，里面的人物画就开始失真了。后来其写实程度不断倒退，和我国同时期的人物画几乎同一水平线了。（请注意，我这仅仅是从人物写实这一方面来说，不涉及其它）
6世纪拜占庭手绘书《维也纳创世纪》插画
西方人物画的退步的同时，我国人物画在慢慢进步。
虽然同样没有去钻研解剖，但我国的画家一方面从古印度、西域学习到了一些人体知识（尤其是雕塑方面，获益良多），另一方面中国画家们充分发挥了笔墨技法，加强了线条的形态与表现力，朝着“写神”、“写意”的方向，走上了另一条人像艺术的表现之路。
在“写意”人物这块，就不得不提一个天才型的人物——南宋画家梁楷。
梁楷原本是南宋宁宗嘉泰年间（1201—1204年）的画院待诏，开始学画时，以画院画家贾师古为师，掌握了白描人物的精细的技法。
例如他画的《八高僧图》（现藏于上海博物馆），跟前面我介绍过的刘松年的《罗汉图》的画风和人物造型还比较相似，形象古朴传神，写实工整，用笔沉着，线条严谨。
《八高僧图》部分
按照正常的轨迹，梁楷应该在工笔这块继续发展下去。
但梁楷生性放任不羁，连皇帝御赐的金带都敢挂在画院中不管，又怎么甘心按照"院体"风格进行创作？
再加上当时文人画兴起，梁楷又深受佛教禅宗影响（他经常跑到西湖边上的禅寺里，和和尚们一起生活），所以梁楷就搞出了一种减笔人物画。
所谓减笔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减省笔画。
减笔画实际上还是以线条作为主要造型手段，脱胎于白描画法，但它改变了白描人物用线繁复的程式，也打破了白描中锋用笔的画法，中侧锋并用，寥寥数笔，或粗或细，不拘一格。
在梁楷之前，五代末宋初画家石恪就已经在做这种“减笔”的尝试了。他画的《二祖调心图》就是“笔墨纵逸，不专规矩”。
《二祖调心图》
我们不知道梁楷是不是受到了石恪的启发（因为石恪自打西蜀被宋所灭后，虽然也到了北宋首都汴京画相国寺壁，但坚决不接受北宋画院的职务，画完壁画就回蜀中去了，他的画流传的也不多），但这种笔简意赅的画法确实被梁楷发扬光大了。
梁楷的人物画多以佛教禅宗人物或文人雅士为题材，《李白行吟图》就是以飘逸洒脱的用笔，简赅地勾画出诗人高洁简傲的气质——这种手法在近700年后被罗丹用在了巴尔扎克像上，震撼了整个西方美术界，造成当时美术界一场浩大论争，最终被视为20世纪现代雕塑的开山之作。
《李白行吟图》
巴尔扎克像
还有《六祖砍竹图》与《六祖撕经图》，以顿挫富有节奏感的线描表现禅宗六祖慧能砍竹及撕经的情态，草草数笔神气活现；
《六祖砍竹图》
《六祖撕经图》
《布袋和尚》以水墨粗笔涂写袍服，而以细部勾出笑容，粗细之间，神韵突出；
《布袋和尚》
《泼墨仙人图》更是大胆，用酣畅的泼墨画法，绘出仙人步履蹒跚的醉态，再加以几笔简括细线勾勒，夸张的醉态就跃然纸上。
《泼墨仙人图》
……
这种画法不是没有争议，但梁楷自号梁风子（就是“疯子”的意思，跟五代书法家杨凝式一个路数），还好饮酒（跟唐代张旭学的吧？）——你说你一个正常人，跟一个酒疯子争啥？
更何况他的还启发了一部分文人画家，暗合了文人画讲求笔墨情趣，脱略形似，强调神韵的特点，所以梁楷的减笔人物画就堂而皇之的流传下来了，还为为写意人物画的产生开辟了道路。
实际上，把水墨的效果用在人物造型上，是水墨风格在中国画发展道路上的必然趋势。
不仅人物画，水墨山水、水墨花鸟也是在这个时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。
同时，梁楷以及夏圭等人启发了一批杭州禅寺中的僧人画家，对禅画起了示范的作用。像释法常、释若芬、释玉涧等禅僧画家，都创作了不少有影响的水墨画。
而且随着南宋之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（其实大部分是中国“出口”到日本），梁楷的减笔画传到了日本，与宋元禅僧绘画一起，受到岛国贵族僧侣以及民众的普遍欢迎。
现在，梁楷流传至今的真迹几乎全在日本。其中《雪景山水图》还在1951年被日本文化厅指定为国宝，也算“墙里开花墙外香”了。
《雪景山水图》
PS：淡定一点，日本镇国神器八咫镜、天丛云剑和八坂琼勾玉中都有两件源自中国，日本人都说不定是源自中国，所以日本国宝中有中国货也不稀奇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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